首先须作两点说明：其一、笔者以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用的都是笔名“白波”，这次因为关系到一些需要铁板钉钉的事实真相，含糊不得，所以理当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其二、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执，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学术良知。
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一书刚出版，承蒙他的美意，立即寄赠我一本，让我得以先睹为快。几个月以后，他打来电话，说是《读书》主编汪晖先生的意思，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个书评。在一般情况下，我是做不来——也往往做不好——命题作文的；但这回，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1996年12月10日，我的书评写好了，立即寄往《读书》杂志社。
书评的标题很是派头，叫做“实践哲学的复兴”（所以我现在干脆倒过来，写一篇“实践哲学的悲哀”）。这个书评没有被发表出来，原因不详。但它的底稿一直原封不动地存放在我的电脑里（文件名：“评张汝伦书”）。在这个书评中，我对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作了相当高度的评价。兹引其中几段文字：
张汝伦自称历时四年做成此书，可见是经过一番认真雕刻的。这样的雕刻功夫，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日见稀罕了。据我看来，这本书基本上可以代表作者目前的哲思成就，也是我国哲学界最近几年里贡献出来的少数比较扎实的成果之一。但愿我的这样一个判断不会引出什么误解。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揭短的批评固然是难的，赞许的评价同样也是难的。
初读之下，我觉得张汝伦的这本书大体构成了四部“史”：历史哲学史、实践哲学史、理性概念史、语言哲学史。当然，每部“史”的前面都还要加上一个形容词，即：“西方的”。这其实是明眼的读者都看得出来的，因为全书简单地就分立为四章，每一章构成了一部“史”。我认为，光是这样的四“史”的研究，就已经足以为此书在今日学界争得一席位置了。虽然近些年来学术有了一些进步，但总的讲来，我国的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粗糙的，还是低水准的，多半还停在“教科书”的水平上面。……看得出来，张汝伦在他的著作中对西方语言哲学史的讨论，明显是参考了伽达默尔和阿佩尔的研究思路，但张汝伦的论述可以说更为具体、更为深入了，在我们国内，更是真正具有“填补空白“的意思了。语言哲学史如此，别的几个概念史的研究也约略同。我想，张汝伦这部著作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史”的研究。
这样的评价在当时完全是出于我的真心实意。我跟好几位同行说过这番读后感。试想，实际上就是对四个哲学概念——“历史”（Geschichte）、“实践”（Praxis）、“理性”（Vernunft）、“语言”（Sprache）——的哲学史的分析和梳理，竟构成了一本三十几万汉字的书，这是何等功夫！我真觉得国内中青年学者中间，还少有人能有这等功夫，能下这等功夫。当时唯一感到不满的只有一点：全书极少有中文参考资料，从柏拉图到康德到胡塞尔到哈贝马斯，无论是希腊文、拉丁文，还是德文、英文，几乎全都是原著注释。那时候，我虽然觉得作者有蔑视当代汉语学术语境的嫌疑，但同时也善意地设想：人家是在国外做的学问，可能找不到现有的中文资料，所以只能全部利用外文版吧。
直到现在，我仍然愿意说：就书本身而言，这是一本蛮不错的书，至少，是一本很有资料参考价值的书。但我现在才知道：它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张汝伦教授“编译”的。我希望出版者能把这本书重版一下，但重版时应注明是“译作”或者“编译”，这样才合乎实情。
话还要从书评说起。我把书评寄出后，既未见发表也未见答复，我也就慢慢把它淡忘了。1997年夏天，我去北京办事，顺便去看望一位住在北京的学界前辈。落坐不久，这位前辈就问我：“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怎么样？”我自然地答道：“好书啊，我还写了一个书评呢！”“但你知道吗，那是抄袭的呀，是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里抄下来的，许多地方甚至连句法都没有变一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受：极度的震惊；此外更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自己辛辛苦苦在电脑上推敲了一个礼拜，竟然是在为一本“伪书”写书评！但那时候，我在国内找不到这本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未能亲自核实这位前辈的话，也就只能一直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
已经好几年过去了，这回我自己到了德国，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洋洋十大卷的《哲学历史词典》，就联想起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一方面是学术良心的驱使，另一方面——老实说——也是出于某种好奇，我决意花一点时间来澄清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由于前述的经历，我是特别有责任来做这件事的。于是，我请国内一位朋友随机地选择了《历史与实践》一书中的十页，复印后寄来。这十页是该书第二章“实践哲学”（即对“实践”概念的哲学史梳理）中的一部分（第96－105页）。——现在，真相终于可以大白了！
《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W rterbuchderPhilosophie，以下简称《词典》）是德国学术图书协会出版社（WBG）出版的一套大型哲学概念史词典，共十二卷，目下已出十卷。我在《词典》第七卷（达姆施塔特，1989年版）的“实践、实践的”（Praxis，praktisch）条目下找到了张汝伦《历史与实践》这十页的内容。这里我们可以从其中讨论邓·司各特部分开始对照：
邓斯·司各特对于中世纪及后来的实践概念有重要的贡献。司各特把实践看作“一种与理智不同的能力的活动”，它自然遵从理智的知识，与正确的知识符合一致，使自身成为正确的。通过这样的规定，不仅生理、心理活动不能算是实践，而且理智活动本身也不能理解为实践。实践只是“意志诱出或命令的行动“，或者“一切实践都是一个被诱出和命令的意志行动”（注15）。确切地说，纯粹内在意志行动本身构成了实践的本质，而被命令的意志行动，外在的行为，则取决于内在的活动并从属于它。如果实践是一个由美德准备和使之可能的意志行动，正确的意志选择就要求并且以美德为前提，那么这种意志选择同外在行为相比，就是直接从美德中产生的。真正意义的实践，应归于真正意义的“道德的善”。（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8页）这段话是对《词典》第七卷第1289页相应段落的翻译，而且应该说，张汝伦的译文并不好懂。我们试着重新翻译如下（黑体字表示被张汝伦删掉的文字）：
通过邓·司各特，实践概念获得了它对中世纪思想以及后世思想具有决定意义的形态。在这位精明的博士（Doctorsubtilis）看来，包涵着实际认识的实践是“一种不同于理智的能力的行为”，它自然地遵从理智认识，并且“在与正确认识的符合一致中被诱发出来，从而自身得以成为正确的”。这个规定确定了一点：植物性的和感受性的行为不能归于实践概念，此外而且首要地，甚至理智本身的活动也不能被理解为实践。而毋宁说，实践——这是邓·司各特的一个通行几百年的观点——“只是被诱发或被命令的意志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种实践都是一个被诱发或被命令的意志行为“（注18）。
准确地讲，正是纯粹的内在的意志行为本身（actuselicitusvoluntatis）原初地并且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实践的本质，而“被命令的”意志行为，即外在的行动，只是“偶然地”（peraccidens）并且“由于前者”才被称为实践，只是由于它其实依赖于并且从属于前面那种内在的行为才被称为实践（注19）。因为，如果实践是一种通过美德得到准备并且通过美德才成为可能的意志活动，而另一方面，正确的意志选择（“actuselicitus“）又是以美德为前提并且要求着美德的，那么，这种意志选择本身作为那种——与外在行动相比较——“直接地”从美德中产生的行为，就必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后者因此也理当具有真正意义上（形式上）的“道德上的善”，而在被命令的实践中，“道德上的善“只不过是质料上的（注20）。
张汝伦教授在这里做了什么？读者是不难看清的了。他无非是删掉了德文原文中的全部拉丁文，去掉了几个从句以及三个注释中的二个。但毫无疑问，只要把我的译文中的黑体字部分去掉，就是张汝伦的文字了；而这就是说，在上引张汝伦一段话中，实际上没有一个句子是他自己写的。最后一个长句较为复杂，张汝伦想对之作些简化，结果就把原文的意思搞丢了。
《词典》原文接下来的两段文字讨论的是中世纪其他几位人物如FranzvonMeyronnes和HugovonNovoCastro等对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的接受。大概因为其中拉丁文句子较多，或者以为这几位人物不是太重要，张汝伦就忽略了这两段，转而开始谈论奥卡姆，把《词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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