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临，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总体上正从节俭型向消费型转变，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意识明显地在增强，追求高层次的生活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消费心理的某些畸形特征，比如出于面子需要和攀比心理所导致的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都是最鲜明的表现形式。这些与个人经济基础不成比例的消费方式，往往带来了痛快消费一天、艰苦积蓄一年式的非理性化现象。
记者：跟他的收入不相匹配。
沈杰：这与消费心理不成熟有关，也是从匮乏社会向富裕社会过渡这种特定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中一种独特表现形式。由于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处在短缺经济时代，当小康生活来临时，各种形式的补偿心理也自然会从消费领域表现出来。消费的成熟性既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又有赖于社会心理的有机地调整。
记者：如何看待现代人价值观上表现出来的务实倾向？
沈杰：当前的人们与以往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务实。务实倾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社会以某种“超现实”的精神力量作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支撑点，同时，就自然地忽视了人们正当的现实利益和自身需要。应该看到，作为现代化的文化逻辑的世俗化，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工具理性增强的表征，必然引发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深刻嬗变。世俗化充分地肯定了现世追求、物质享受、大众生活，表现出强调个体、现实、利益的价值取向，从而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着社会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世俗化的“光明面相”。但是，如果缺乏崭新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及时而强有力的引导，世俗化就会表现出它的“阴暗面相”，换言之，当世俗化变得偏激化，将会造成对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更为甚者将会导致对于精神世界终极价值的严重削弱甚至消解。如果人们对于生活的意义、人类的幸福等这类问题都丧失兴趣，不再追问，那就可能在市场和商品的大潮中沦为经济动物，可能在高新科技时代变成了技术仆人，就可能在消费主义的喧嚣声中自我反思的能力被消费掉。尤其是在一种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民心态中对工具理性的极端强调最容易引发某些后果严重的风险问题。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好结构层面的问题，还要解决好文化层面的问题，进行文化创新、心理变革，完成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的重建，只有这两个方面协调进行，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才能发展一种健全的人性，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
记者：从择业心理到职业流动，作为社会学家，您怎样评价现代人自主意识的觉醒？
沈杰：人的自主意识是对作为主体自身的潜能与价值的感悟与判断，它的消与长是以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根本前提的。如果人们处在一种刚性的、同质的、单一的社会结构中，如单位制，由于一切资源不仅是高度集中的，而且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人们的自主意识便很难得到张扬。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流动的速率在提升，一方面源自人们个体意识、自主意识、利益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说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发展机会的增多所使然。除上述这两方面之外，整个社会氛围的宽松、价值观念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自主意识。
■未来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需全面协调发展
记者：未来10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2012年，中国大众心理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请您从社会学的角度做一下预测。
沈杰：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的理性化，但在理性化的同时，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将会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在心态呈现出更加开放态势的同时，对问题的预见性也会进一步提高。因为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进程，人们对于问题的心理承受力无疑是增强了，对改革进程也不再持一种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有所提高。中国民众心理不仅能够发展地看待事物，而且能够从更多的参照系出发。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正逐渐地纳入到我们的参照系当中，人们开始有了世界意识，表现出一种未来取向。面对许多新事态、新信息的冲击，人们心理上的新质在生长，呈现出许多全球化的特征，如风险意识、环保意识、公共服务意识、珍爱生命意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等。与社会转型期进程相应，我们正逐渐地超越一种可称为过渡期的心理，这种心理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要么过于盲目乐观，要么偏于一味怀旧。而具有新质的心理特征则是，表现出更多的未来取向，在维度上是未来定向的，在内涵上则更加丰富，既注重追求效益，更注重建设规范，规范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准则，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序化的重要保证。未来取向成为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机制的必然要求。传统社会是情感型的，礼俗社会、人情社会，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法制社会、规范社会。社会各个领域的规范创建与制度创新，将促进社会生活的更加有序、透明。总之，现代化是一种由诸种因素构成的复合动力机制所推动的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变迁，由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变、心理变革等社会子系统的变化来具体地实现，这些社会子系统之间需要高度协调才能保持总系统的基本稳定与有效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转变和心理变革来加以促进和保证。过去一个时期中，经济与社会之间应该协调发展的问题已经受到我国社会学家的普遍重视，我认为，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2年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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